生活习俗的范围甚广，大凡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葬嫁娶、社会交往等，都囊括其中。我们今天说一说物质生活习俗的变迁。首先涉及到的就是长袍、马褂和洋装。晚清时期服饰文化变化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清代前期及传统服饰的改造扬弃；二是满汉服饰文化的相互影响和补充；三是吸收融合西方外来服饰文化的有关成分，发展完善传统服饰，使服饰文化的改进与社会的文明进步相一致。
从总体上看，在清代后期，帝后的服饰变化不大，基本上承袭前期的法定内容，但文武百官乃至庶人百姓的服饰却都有程度不同的变革。这种变革在近代政治、军事中心的北京和经济、文化繁荣发达的南京、上海等地，表现得尤其突出和剧烈。191年辛亥革命爆发，废除帝制以后，剪辫发、易服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更是一次服饰风尚的大变革。中国近代服饰文化的变革是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开放和进步相一致的。在近代，传统服饰的宽衣博带、长裙雅步都已显得落后，与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
这种宽大的衣服妨碍劳作，早已有人提出要进行改良、变通。服饰上森严的等级区分，既不符合近代平等观念，压抑了普通民众对大众化服饰的追求，又因搞得十分烦琐而令人难以适从。满族服装则成为近代反清斗争攻击的目标之一，中国服饰的近代化势在必行。中国人最早着洋服，大约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沿海殖民地半殖民地城市，如香港、广州在19世纪50年代即有少数人模仿洋人打扮。有很多姑娘天足上穿着欧式鞋，头上包着鲜艳的曼彻斯特头巾，一些为外国商人当买办的华人也偶有穿洋服者。
这一时期的文人笔记以及《点石斋画报》对此都有反映，但从整体上看此期穿着洋装者为数极少。士大夫中尚无此种现象。连驻英公使郭嵩焘为避风寒临时披了洋人衣服，也被作为一条罪名遭到弹劾。直到19世纪末，剪辫易服呼声高涨，才有少数人带头穿起了洋服。维新派把“断发”、“易服”提高到强国的高度，发出了改良社会风俗的呼喊。但是，这一时期真正改变的并不是官民服饰而是军服、警服。改革的过程参照了西洋和日本制服，一改长衫裹腿，在外观上令人耳目一新。
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这一时期一些开明知识分子认为，既有西装的形式，就应讲求西装的精神。西装的精神在于发奋踔厉，雄武刚健，有独立气象，无奴隶性质。不仅如此，衣服装束与外国人相同了，则酬酢交往易相融洽，没有隔阂；来往考察事务，向外国人学习，没有猜忌凌辱之患。一句话，穿了西服，可振工艺，可善外交，可以强兵，可以强种。这种说法几近乎“西装万能论”，不无偏颇之处，但同时也反映了国人在服饰追求上求新趋变的心理。
在西服热中，20世纪初的在校学生特别是大城市某些中小学统一制作的新校服格外引人注目。甚至连边远地区的情况也有所改变，1903年胡汉民任教习所在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在岁时年节学生可以“披洋衣，揖孔孟。”可见穿洋衣的人已不在少数。1906年胡适进读的上海中国公学，在装束上更反映一个多彩的时代。学生教员中间，有穿西服的，有着日本和服的，也有人依然长衫马褂，后垂发辫。满族妇女穿洋服者在国内也已经出现。1903年，清朝驻法国巴黎的公使裕庚卸任回国，带着西洋妇女装束的夫人及两位女儿回到国内，并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
其女德龄姐妹成为慈禧的御前女官，凡遇外事活动，她们总是身着洋服，在一片旗装的宫人中格外显眼。这在满族妇女尤其在贵族妇女中尽管是一个特例，但却反映出西方服饰潮流对满族社会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传统服装与西式服装并存融合的基础上，西装虽没有更大的普及，但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男子的大襟长衫、对襟唐装、折腰长裤和女子的斧口衫、大襟短衫等成了常服式样；在满装基础上加以改造的长袍马褂和旗袍又流行起来。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在不断地增加。
在服式改革中值得称道的是中国男士礼服中山装的创制。中山装由孙中山首创，对于他设计时参考的基样有几种说法，有的说是根据日本的学生装，有的说是日本铁路工人服，有的说是一种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不管哪一种，都不是东方的传统服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装服饰的影响。孙中山结合中国人的特点加以改造，使其显得庄重、实用，富有中国气派，很快得到流行。这点最能说明中国近代服装的中西合璧特点。看完文章后，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积极留言评论，对内容感兴趣的可以关注小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