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服饰制度，历朝历代都有各自的特点，自然元朝也有其个性特色。在元代之前的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大多采取辽代规定的服饰制度，崇尚简单、朴素，适用于马上生活习惯。
入元以后，蒙古人的袍服在形制上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在衣领上有了一些明确规定：“公服，俱右衽。”
成吉思汗
元朝并没有完整的冠服制度。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仍保持其生活习俗，但同时又受汉族的影响，服饰日趋华丽。
现代蒙古族服饰
元代最有特色的服饰是蒙古的“质孙服”，“质孙”指的是颜色的意思。元代质孙服属于宫廷中最具特色的“国宴”礼服。质孙服的冠、衣、履从上至下都采用统一颜色，而且是配套的。
“质孙，汉言一色服也，内庭大宴服之。冬夏之服不同，然无定制。凡勋戚臣近侍，赐则服之。下至乐工卫士，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之制，虽不同，总谓之质孙云。”在《元史·舆服志一》中可知，质孙宴上，上至天子，下至普遍卫士、乐工皆穿质孙服，所不同之处，在于精粗之别。
对质孙服的种类、颜色、用料均在《元史》中详细具体记载：皇帝的质孙服，夏季15等，冬季11等；百官的质孙服，夏季14等，冬季9等。同样也是以质地和色泽区分。
质孙服的形制是上衣连下裳，但衣式较紧窄且下裳较短，在腰间密密打作细折，用红紫帛拈成线，横在腰际，以其在马上腰围紧束突出，也取其艳丽好看。织物为极品，大多佩戴金色。
元朝不仅有质孙服，还有赐服制，这种制度源自元世祖忽必烈皇帝时期。据说忽必烈每年到元上都，都会在西城西内都要举行隆重的赐服仪式，即质孙宴。“质孙”，也含有“华丽”之意。皇帝要亲自举行国宴，百官应讲究服饰，要穿上华丽的衣服赴宴，因此而得名。
质孙宴，既是宴会，也是皇帝的“赐服仪式”。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忽必烈生于阳历9月即阴历八月二十八日，是日在元上都大行庆贺。蒙古每年之大节庆，除年终举行之节庆外，全年节庆之重大无有过之者也。世祖于其庆寿之日，衣其最美之金锦袍。同日，至少有男爵骑尉12 000人，穿同色之衣，与皇帝同。所同者盖为颜色，非言其所衣之金锦与皇帝衣价相等也。各人并系一金带，此种衣服皆出皇帝所赐，上缀珍珠宝石甚多，价值确有万数。此衣不止一袭，盖皇帝以上述之衣颁给其12 000男爵骑尉，每年有13次。每次皇上与彼等服同色之衣，每次各易其色，足见其事之盛，世界之君主殆无有能及者也。”
马可·波罗
皇家在祭祀、册封之类重大仪式的时候，就不穿“质孙”了，改穿汉式的皇帝礼服。
元朝政府规定承袭前代的，如冕服、公服、仪卫服色、器皿、帐幕车舆、鞍辔等，都有严格的等级，下不僭上。元代服装样式以袍服为主，样式较辽代的稍大。男子的公服多从汉族习俗，“制以罗，大袖，盘领，俱右衽。”
职位级别在服装的颜色及纹样上表示，在《元史·舆服志》中有规定，元代的品服规制是，一至五品官着紫袍，六至七品官着绯袍，八至九品官着绿袍。官服料子质量也有较明显的变化，从而反映官品的不同。
在此之外，不同官品还有图案和腰带材质的区别：一品绣五寸直径的大独斜花，二品是三寸小独斜花，三品是二寸无枝叶的散答花，四至五品为一寸五分的小杂花，六至七品为一寸小杂花，八至九品则没有图案；玉质腰带最贵重，给一品大官专用，二品用花犀带，三至四品用荔枝金带，五品以下都是乌犀角带，等级很是严格。
元代皇帝袭汉族制度，在服装上依然广织龙纹。据《元史·舆服志》中提及，皇帝祭祀用衮服、蔽膝、玉簪、革带、绶环等饰有各种龙纹，仅衮一件就有八条龙，领袖衣边的小龙还不计。
贵族服装大量用绸缎、金丝，金丝使用量超过以往历代。
公服之冠，皆用幞头，制以漆纱，展其双脚。平日燕服，多穿窄袖、圆领袍。地位低下的侍从仆役，常在常服之外，罩一件短袖衫子，妇女也有这种习俗。
贵族的便服，冬日会戴外白内黑的貂皮暖帽，穿浅米色毛绒衫，额前有头发微微露出，垂到帽下底端向左右分散开，编成两条大辫子。
质孙服不仅有颜色、款式、配搭珠宝、穿戴场合的要求，而且皇家为了显示华贵还经常赐福，为达到统一、和谐之美，足见元朝政府对服饰的重视程度。其余皇家贵族服饰也是奢华之极，惹人目眩。
